近年来，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文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不少人醉心于刀光剑影的武侠文学时，青春时尚的网络文学也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人眼前一亮，另类个性的“八零后”文学更是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但几十年前的中国文坛却与今日大相径庭。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在单纯的文学现象背后其实也无一例外地隐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因素。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引起了文学的重大变革呢，这与我国政治的变革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3月12日晚19：00，《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徐庆全先生做客第207期孔目湖讲坛，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转折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的精彩讲座。他通过介绍我国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嬗变为大家剖析了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彩的讲解博得了掌声连连。

“转折年代”的由来

 
　　讲座伊始，徐先生先向大家解释了一下“转折年代”的概念。研究当代文学史的学者，通常把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尤其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历史，称之为新时期，但徐先生则认为这样的称谓有些不妥。他指出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对于一个时期的命名要与此前或此后的历史相对应，不能孤立地乱命名。另外，所谓“新”，是相对于以往的“旧”而言的。若称之为“新时期”，则说明1978年以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了，而这与我国的国情不符。徐先生认为对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段历史，用“转折年代”这个词比用“新时期”更贴切。“转折年代说明我们的历史在转型，有个新旧交替和新旧体制冲突的过程。从1976年或者1978年以后直到今天，我们都一直处于这样一个过程，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最能说明这一点。” 

碰撞中此起彼伏   对抗中相互融合
　　

　　文学和政治一直以来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各有特色却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艺政治运动到文学逐渐脱离政治干预，我们的社会也在新旧交替中慢慢成长、成熟。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拨乱反正”活动的逐步进行，中国的政治意识和文学意识都逐渐苏醒。曾经在文革时饱受摧残的一些文人开始追忆反思，抒写心中的郁结，成为了主张文学创作要“纯天然”的“惜春派”。出现了一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暴露文学”，与此同时，“偏左派”则坚决反对暴露文学。
 　　“惜春派”与“偏左派”之间拉锯式的较量最终以“惜春派”的胜利而告终，因为我们的社会开始不断趋向自由、宽松，而文学创作也需要自由发展的空间，而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

文学与政治历经嬗变   两大体系和谐共存

　　在1976年以前，文艺被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了，文学成为了政治的仆从。当时文艺界的巨头周扬曾经用“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 这句话来形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就是说，就像地震发生前有预兆一样，中国的政治发生的每一次变化，基本上文艺都是先兆。  之后，在新旧体制相互交锋的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主仆”关系发展到“孪生兄弟”、“叔伯兄弟”，再到出了“五服”的兄弟，虽然血缘关系在一步一步地淡化，但并没有脱离同一个宗族。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经嬗变，并最终迎来了国家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两大体系的和谐共存。我们的社会需要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作品，而为文学“松绑”同样也是大势所趋。

“文格”----文人的独立人格

　　有人曾这样评价中国的文学，说“中国的文学离政治太近，普遍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思想”。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这样的诘问，其原因又是什么呢，徐先生是这样解答的：“我们大陆的文人都是属于特定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是受到体制、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的。正如49年前有老舍、鲁迅、巴金等著名作家且他们写出了诸如《子夜》《家》《春》《秋》等优秀作品，但49年以后就少有著名作家及优秀作品了，这是因为现在的文人都是属于单位的人了。”尽管如此，现在我们的社会是个提倡开放和多元化的社会，也对多样的文学与文化持欢迎态度，相对于以前的文学受限，这也是社会的进步之一。
 
　　叶圣陶先生曾在其著作《文心》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文学是生活的全部，不是点缀。文学的创作不应沉醉在虚构的风花雪月里，也不宜埋首故纸堆，而应是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现在的文学呼唤创新，也需要自由。随着我们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学创作也必将得到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并最终服务于社会。

（ 摄影：潘兆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