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的近代史，不仅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更是一个‘政商化’的过程。商人成为近代史重要的一股力量，他们既促进了社会前进，也绑架了政府，成为凝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导致了官僚体系的腐朽。”

　　11月17日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导冯筱才教授做客我校第347期孔目湖讲坛，为师生们带来一场题为《政商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变迁》的讲座。

政商化的历史过程
　　“虞洽卿是近代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他在历史教科书上被抹去了，他既是商人，又参与革命党，与国、共两党都很有关系，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讲座伊始，冯教授将民国时期的江浙商人虞洽卿和蒋介石早年的发迹结合起来，向大家简单介绍了政商结构演变的历史脉络。

　　虞洽卿是浙江首富，与蒋介石是老乡，他曾出资支持革命党，派人保护同盟会陈其美等人的安全，捐款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后被任命为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委员。商人参与政治，是近代以来很重要的一个现象。那为何会出现政商现象呢？冯筱才说，商人与政府官员联合的现象古今皆有，从专门为皇家采购的“皇商”，到官员经营产业的“绅商”，再到近代参与政治的“政商”，从未断绝。晚清以来，战争频繁，增加了军费的负担，政府官员便与商人合作，早期的左宗棠与胡雪岩合作便是典型例子。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各自为阵，军阀们为了求得军费保障，更加大了与商人的合作，许多商人也摇身一变，成为政府内部的要员。

　　至1940年之后，政商的结合越来越凝固，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国民政府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庞大，难以撼动，许多高官们与商人勾结，开设工厂，垄断资源，谋取暴利，以至于出现了“四大家族”这样的既得利益阶层。

　　冯筱才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迅速瓦解，与这种政商关系的凝固有着极大关系。“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南京国民政府，经济趋于崩溃，百姓生活愈发困窘。蒋经国曾赴上海‘打老虎’，但打来打去，最后打到了自家人头上，不了了之，可见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深入骨髓。”

　　但他同时认为，在1949年后，新中国虽意识到政商结合所带来的不良问题，但其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法——彻底消灭私营工商业，以此断绝商业和政治勾结。这样的体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社会僵化，经济枯竭，发展停滞，普通民众的生活都难以保证，不得已上世纪末，再次放开民营经济。

政商化的结果及解决方法
　　冯筱才认为，政商化有利有弊。
　　由于时势需要，有些问题有了商人的结合才能解决，但也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比如政治制度、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政商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获利方未必是政府或商人，它不仅导致行政腐败，社会经济泡沫化、法律架空等法制问题，间接地导致因社会不公而民怨四起、地方上动乱不安，最终使得国家社会秩序不规范。
　　冯筱才表示，政商结合不是寻求一般的利益，要解决该问题，必须将政治与商业切分开，只有建立法制的政府，形成完善的监督政府制度，才能把商人和政府官员的往来定在合法来往的范围之内，不出现钱权结合的现象。
　　冯教授最后提出，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一是要官商活动被置于有效的法律监督之下，二是保障合法利益和禁绝非法暴力，三是需借鉴港台和国外经验防范商业贿赂，四是制定完备的舆论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