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神州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那个草长莺飞的五月，激情在愤怒的声讨中点燃了那个时代的火柱，华夏大地在一片激情的火焰中喊出了民族的震撼。从那时起，苦难的中国翻开了新的篇章，走进了崭新的历程。五四是一个发人深省、历久弥新的话题，它因历史的延续而厚重，因时间的推移而深邃。
　　4月23日晚7点，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陈漱渝做客第213期“孔目湖讲坛”，为交大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说不尽的五四 ——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精彩讲座。陈漱渝从五四运动的历史情景谈起，将五四的故事与人物娓娓道来，淋漓尽致地再现了五四的真实与辉煌。

重温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召开，而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却在和会上遭到冷遇和漠视。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中国人民被激怒了，青年学生首先发起了怒吼。不仅有学生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还有同学手执菜刀欲以一死来激励国人。
　　5月4日上午，以北京大学为主体的13所学校约3000名敢于捐躯赴国难的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燃起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熊熊火炬。为了响应学生们的爱国行为，《新潮》创始人罗家伦临危受命，以“倚马可待”的神速在15分钟内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五四宣言》，其中的“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们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的激扬文字更是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与豪情。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中国的青年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救国，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勇敢奋斗。他们用自己的坚强与豪迈喊出了血气方刚的宣言，他们用爱国的热情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期，社会制度落后和科学技术落后这两大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于是，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探索、寻求国家新的出路，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作为五四运动的催化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重估中国旧文化、容纳世界新文明、实现思想大解放的运动，是一次真正拉开中国现代化帷幕的运动。
　　为了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五四先驱者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两大战斗口号，而不管是民主还是科学都离不开人的因素。“民主政治的花朵必须植根于民众的沃土，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也在于人才的培养”，所以，“中国人”的现代化就成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真实主题。在五四时期，毛泽东等人组织了洋溢着人的现代化气息的“新民学会”，陈独秀、李大钊等也编写了《敬告青年》、《青春》等呼唤中国人现代化的宣言，而这些都表明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人的解放的重要性。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而五四文学革命的基本精神则是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五四时期提倡的思想自由，是把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都包括在内的。创作自由的目的是产生独具个性的文学。郭沫若在《论诗三札》中说：“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普通性的文艺。”另外，五四时期还推广白话文，确立国音、新式标点符号，虽然只是文学形式的改良，但都有利于打破思想的枷锁，更好、更充分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 
　　除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之外，新文化运动还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这就是五四思想革命、伦理革命。所谓旧道德，就是儒家以“三纲”为核心的礼教。而五四先驱者认为，要造就一批现代新人，就不能不推倒这种三纲五常的奴隶道德，只有每个人都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国家才有可能走向现代化。

　　　　　　　　　　　　　　　　领略五四先驱者们的革命风采

 
　　历史就像是风暴来袭留下的侧脸，迅速而刻骨铭心，而英雄与先驱永远是最美丽动人的双眸。在那个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的年代，五四的先驱者们凭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和铮铮铁骨谱写出了无畏的乐章。
　　提起五四，首先要谈到的是一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自1917年1月4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因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使北京大学群贤毕至，精英荟萃，成为了新文化思想的传播中心及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当有学生因上街游行而被捕时，向来都不太牵涉政治事务的他挺身而出，要求当局释放学生，并在会上表示“愿以一人抵罪”，以保全学生和学校的安全。他的人格与气度至今仍被世人铭记，台湾诗人余光中更是赋诗赞誉他为“摇动五四摇篮的人”。
　　五四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创办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新青年》杂志，并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 陈独秀在他主撰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勉励青年人发扬自立进取的精神，用世界的眼光和务实的态度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他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被束缚于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点燃了至今不灭的思想解放的火炬。和他一起的五四前驱之一李大钊，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他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先进思想，同时也为营救被捕的学生而积极奔走。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也是五四文学革命实绩的显示者。他以文学为载体，提出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问题，他以如椽大笔横扫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弊端，以洪钟大吕的声音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他的每一声呐喊都响彻云霄、发人深省，直刺人的心灵深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还有两员骁将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刘半农推翻陈腐文章和昏乱思想， 创作出了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开新诗现实主义创作的先河，是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刘半农的好友钱玄同也是五四先驱之一。他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定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这些主张至今仍被采用。
 

　　　　　　　　　　　　　　　　　　　再评价五四反传统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反传统，或者说，是重新估定传统的价值。传统，顾名思义就是指那些老祖辈遗留下来的东西，包括思想、文化、道德、艺术、习俗、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传统总是具有二重性，有积极与落后之分。比如中华民族的春节习俗，“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给我们带来了温馨的亲情凝聚，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但是在此期间，中国上亿人口大流动，旅途的辛劳，运输的压力，安全的隐患，又都具有负面意义。陈漱渝指出，对于传统，我们应该是有所传承，有所颠覆。
　　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带来了中国社会习俗的现代变迁。比如“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逐渐化解为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小家庭，女子教育受到重视，恋爱自由开始取代包办婚姻，节制生育的观念冲击了“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衣食住行也逐渐细化：西服取代了长袍马褂，西餐、洋酒、洋饮料开始流行，纸烟代替了中国传统的旱烟和水烟。西式建筑物开始在中国出现。这些变化，体现了中国人对人格尊严、人格平等和生活现代化的追求，这也是五四精神的一种体现。 
 
　　近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了不少成就，人权文化教育的开展也初具规模，但我们民主的社会仍存在一些封建流毒。史学界、文学界一些人仍十分热衷歌颂帝王将相，封建迷信依旧在一些地方风行。另外，尽管中国近几十年来在科学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袁隆平院士成功孕育了杂交水稻，中国的载人飞船已成功登月等，但我国科技的整体水平跟先进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科学国际竞争力还比较低，科技创新能力还不高。因此，我国民主与科学的任务尚未完成，任重而道远，而作为历史开拓者和接班人的中国青年责无旁贷地应担此重任。
   
　　五四时代是一个青年激情飞扬的时代，是一个青年命运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时代，是一个博采众家、吸纳新潮的时代，是一个发展个性、不断进取的时代。在五四运动90周年的今天，中国已经作为发展中国家崛起，屹立于世界之林。但是，五四前驱者追求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纪念五四，就要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接过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开拓更美好的明天。

（摄影记者：谭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