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快乐”这个词，相信人们都不会陌生。可以说快乐是我们人类生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那么究竟什么是快乐？快乐的本质又是什么？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快乐对社会的进步又起到何种不可忽视的影响呢？
　　6月8日，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做客第220期“孔目湖讲坛”，用幽默风趣的语言为我们分析了快乐研究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启示，原本枯燥的经济学在黄教授独到的分析下，变得生动贴切。整场讲座座无虚席，掌声不断。

　　黄教授首先用“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四句话揭开了讲座的序幕。黄教授说到，对于快乐研究，其实多数科学家对此是抱着并不信任的态度。他们不信任人们的口，只信任人们的钱包。对于这种人，只能采用一种最有效的杀手锏，那就是提醒他们看看自己的后院，从自己的角度来理性的认识这些问题。很多人认为当今社会的快乐指数实际上是由收入的多少来决定的，其实并非如此。研究表明那些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公民快乐指数最高，收入处于低和高阶段的公民快乐指数较中等收入公民的快乐指数略低，而且高收入公民的快乐指数比低收入公民的快乐指数还要低。这就说明了金钱对不同的人的效用是不一样的，对穷人而言，金钱的效用很大，对富人而言,金钱的效用则是递减的。
　　其实快乐与人的性格是相互关联的，性格开朗的人通常就比较快乐。根据调查表明，结过婚的人要比没有结过婚的人更加快乐，因为他们有了感情的寄托，有了别人对自己的需要，那么他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价值。还有，信仰、健康程度、职业状况也影响人的快乐：有稳定职业的人要比没有稳定职业的人更加快乐；有信仰的人要比没有信仰的人更加快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均实际收入差距只能解释人际快乐程度差异的2％左右，所以其实快乐来自于内心。快乐是一种和痛苦相反的主观感受，包括感官上的享受与精神上的欣慰。
　　1998年以前，我国的快乐指数比较低，但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快乐指数虽然还是比很多国家低，但是却高过了东亚的很多国家。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人民收入提高了，达到了更高的快乐，就有了一个更高的参照系。然而快乐的增长并不像经济发展，可以成倍增加。各国研究都显示，小康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并不能明显地提高快乐指数。中国改革开放首先是让非小康地区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这一质的进步是相当重要的，但是进一步增加收入、消费对快乐却没有显著效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收入比较低时，每增加一点收入都会带来一些快乐，但是同样的，人们对消费都有一定的适应性，一旦适应了后来的高消费，那便不会再有当初的那种快乐了。
　　对于政府而言，适当的干预经济是必要的。尤其是在环保与科技方面，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投资。经济学者主张小政府，但是不得不提的是，政府干预也会经常帮倒忙。比如政府人员的贪污受贿以及税收的超额负担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政府干预的手段之一便是税收，虽然很多人反对税收，但国家把公民纳税的钱用到其它领域，比如：环保、除贫、教育以及治安等方面，事实上是给纳税人提供了更多生活上的保障。总的来讲，市场能自动调节经济的，就让市场去做。

　　虽然政府支出很难避免浪费，但私人消费也有很多浪费。根据近二十年来快乐学者的研究发现，小康之后消费的继续提高并没有明显提高人们的快乐，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些经济学者建议取消快乐的指标，快乐指数仍然需要改进，但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对比，经济学最重要的变量就是GDP，改用购买力评价来计算GDP的时候，中国的GDP一夜之间增加了4倍，印度增加了6倍。经济学里用了几十年的最重要的变量，一夜之间就得调整4倍，但是快乐指数永远不需要调整4倍或者6倍。 所以，既然小康之后消费的继续提高并不能真正提高人们的快乐，与其把这些资源浪费在私人消费、破坏环境上，还不如用在那些真正能够提高人们快乐的方面。
　　黄教授说到， 对于我们现今中国来说，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甚至更长，当然这个速度不见得一直维持在10%以上，不过即使比这个低，例如7%，这也是高速增长。当然将来的事情没有人能够百分之百知道，但是除非出现某些大的不利因素，比如战争等，那么高速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当然，在这期间，“三农”问题、贫富差距和滥用权力、贪污等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也会影响经济发展。
　　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是我们能直接感受到的美好，因而快乐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每个人的目标、国家的经济政策与公共政策、道德原则，都应该以快乐为最终目的。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有助于我们避免无谓的痛苦，让我们做一个快乐的人。

（摄影：潘兆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