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生命中有很多的‘我’正在转变，瞬间死去，而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我’”。6月5日晚，台湾作家、2010年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得主骆以军先生，做客第379期孔目湖讲坛，为师生们分享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特别经历，他用台湾人生活中的普通故事，传递自己对生命独特的感悟。

（2010年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得主 骆以军 / 摄影：辛江）

父亲和我：作为“外省人”的台湾人
　　“世界上许多文明的灭绝，恐怕是因为时差的关系、以及人类整个群体还没达到相应的素质水准。”讲座伊始，骆以军以“小猪听笑话”的故事，道出了自己独特对文明的独特见解——年轻的一代缺乏足够的经验，无法领会他人传递的更高阶的社会文明。

　　作为台湾的“外省人”，骆以军祖籍南京，他的父亲早年因历史原因来到台湾，骆以军的成长过程中，是在“外省”与“故乡”的交错记忆中度过的。他以父亲与他的关系、及父亲去世为铺垫，讲述了两代台湾人的真挚情感。

　　那是十五年前，骆以军的父亲回祖国大陆省亲，在江西九江意外病倒，骆以军陪着在大陆病危的父亲从南昌机场返回台湾，“父亲的离去不是简单的带给我悲伤，那甚至让我感受到一种任何光明都无法穿透的黑暗。”在此之前父亲意外小脑出血，以致病危瘫痪，在床躺了四年，由外籍护士照顾。骆以军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她笃信佛教思想：人不能自救、人死后灵魂会往生、亲属要对着遗体念八个小时的佛号。于是母亲放弃了对父亲的急救，但母亲的宗教团体成员都不远千里赶来来为逝去的父亲念佛号。

　　从那一刻起，他觉得那个心灵上和灵魂上的父亲已经倒下了，他认为后来的四年的瘫痪其实只是一种延时赛，而自己在情感上的煎熬时期已经度过了。但是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时，他还是抑制不住地大哭。他说，他们那一代人的父亲总是很高大严厉，自己和父亲的亲昵举动也很少。“身体上接触也几乎只有在父亲揍我的时候”，骆以军这样回忆着小时候。对于父亲在世时的记忆，他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在院子里面种植的花草果树。

朋友和我：台湾中青代的普通人家
　　“在前现代的社会中，一个人在一辈子的身份转移是有限的，我们在身份转移中逐渐成长，必须依靠他人进行身份的转移。”骆以军还讲述了他生命中不同阶段的挚友，帮助他完成一个个身份的过渡。他们带来的故事也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骆以军介绍说，他父亲是大学里的一位文学老师，所以深受家庭影响，从高中开始，他就反复抄写川端康成、福克纳、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诸位大师的作品，闻者无不称奇。在上大学后，更加发奋，痴迷于文学写作，他的女友、也就是后来的妻子，就是大学时代中文系的同学，两人志同道合，都有着对文学的热爱。

　　于他而言，在岛屿写作落到日常，恐怕就是在咖啡馆写作，这也是一众台湾作家的真实写作状态，从昔日的明星咖啡馆，到如今的温州街永康街，时移事往，写作者是不变的风景。

　　孺子玉、W君、H君、狗妹，都是骆以军的高中朋友，这些同学们各有特点，都成为他早期文学中难得的写作素材，甚至是人性挖掘的对象。

　　“我的好友孺子玉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帅气男生，喜欢追女孩子却总是被甩。他是超倒霉，超衰的那种……”骆以军诙谐地讲述，“孺子玉运气超差，跟他呆在一起总能遭遇各种奇葩的倒霉事，以致轮到我抽签选择服兵役的时间期限时，我都好几天不敢见孺子玉，甚至连他的电话也不敢接。”

　　“W君则是上学时经常和我一起打篮球的好哥们。他家中境况不好，由此性格比较忧郁。他服了三年兵役，退役后重新考试，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国立大学，并在其中就读外文系。”

　　在提问环节，同学向他问了各种关于讲故事的问题——怎么评价小说？如何在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去定标“讲故事”？……针对这些问题，他指出，要把小说和讲故事联系在一起，“水手和小城里面任何一位岁月的见证者，都是最好的讲故事者，事实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死者是最权威的讲故事者”，骆以军最后总结道。